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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安:鮮為人知的皖南殉難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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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新聞網 撰稿 祝永良

                                        80年前的1月6日,是個腥風血雨的日子。

                                        這天,一支約9000人的新四軍部隊,在移師北進的途中,遭到了國民黨軍7個師8萬余重兵的包圍。

                                        這場血戰的地點,是安徽一個叫涇縣的地方。它是中國文房四寶之一宣紙的發源地。千百年來,這里山青水碧,百姓安居,古風昌盛。如果不是80年前那陣驟然響起的槍炮聲,或許至今它留給世人的還只是一派令人沉醉的田野風光。

                                        這段血染的歷史,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也知道周恩來曾為此提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在這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中,有兩位鄞州籍戰士血灑疆場,將自己的生命永遠凝固在了人生最寶貴的年華里。

                                        一位叫朱鏡我,時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教育部部長。他的事跡廣為人知。

                                        另一位叫王家安,時任新四軍軍部教導團政治處指導員。他的事跡鮮為人知。

                                        王家安烈士。 (王瑞海 供圖)

                                        少年老成,投入反帝行列

                                        王家安,今東吳鎮童一村人,1909年出生在天童街下街的王家石墻門里。據童一村王瑞海老人介紹,王家安小時候,斷斷續續念過幾年書。他的父親在寧波一家米行當搬運工,母親在鄉間靠當奶媽和打短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由于家境貧寒,1924年,年僅15歲的王家安前往上海謀生。他的舅舅史友明,是上海一位大老板的專職司機,因為有舅舅這層關系,他進了一家洗衣作坊當工人,過上了艱辛而又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

                                        但就在王家安來到上海的第二年,五卅慘案爆發了。這年的5月14日,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而舉行罷工,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還打傷10余名工人。緊接著,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悍然向游行抗議的工人、學生開槍,當場打死13人、重傷數十人,還抓捕150余人。

                                        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罷工罷課,形成全國規模的反帝怒潮。少年王家安也不顧老板警告,丟下洗衣作坊的工作,加入到反帝斗爭行列。游行時,他所在的隊伍被軍警沖散,他也因此被老板開除。生性倔強的他,沒有去找舅舅,就此流浪街頭。

                                        在鄉下的母親得知王家安失蹤的消息,立即帶著他的弟弟王家聲從寧波趕到上海,會同舅舅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數日后,總算把他找到了。當時的王家安面容憔悴,衣服破爛。母親撫摸著他的頭,心痛地說:“以后千萬別再鬧了。”

                                        王家安的弟弟王家聲曾在《憶哥哥王家安》一文中描述當時的情景:“哥哥倔強地抬起頭,望著母親說:‘我看到外國人如此殘暴地殺害中國人,怎么忍耐得住呀!我要和他們斗到底,直至把他們趕出中國去。’媽媽默默地點點頭。我聽了,心里也不由地涌起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愿意參加哥哥的行列。”

                                        舅舅史友明見此情景,提出讓王家安跟著他學開汽車,由于當時乘汽車的大多是外國人,舅舅又出錢送他到培訓學校學外語。王家安經此磨難,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學習非?炭,很快就掌握了汽車駕駛技術,還能用外語熟練地進行對話。

                                        之后,他先是給一個資本家開車,后又進泰來、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車,開始有機會接觸更多的進步人士,在政治上漸漸成長起來,曾多次參加工人運動,和資方作斗爭,以致再次被開除。但不久,他又考進了云飛出租汽車公司。

                                        那時,上海出租汽車司機為反抗中外資本家的重重壓迫,曾多次進行罷工。他們的斗爭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關注。從1933年起,黨組織就派人深入到出租汽車行業,對廣大司機進行革命啟蒙教育,培養骨干、發展黨員、組建黨支部,由此,上海出租汽車業的革命斗爭翻開了新的一頁。

                                        新四軍教導總隊學員在學習射擊。

                                        據《上海工運記事》《上海工運史研究》《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劉寧一回憶錄》等資料記載,1933年,上海大夏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王利賓,利用大學生進行社會調查的身份,深入云飛出租汽車公司,在司機中播撒革命火種。次年,他通過社會關系,把妻兄王桂山介紹到云飛出租汽車公司學習駕駛技術,并于同年4月發展他為上海出租汽車業中的第一名中共黨員。

                                        王桂山聽說王家安是個進步青年,愛打抱不平,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就開始找機會接近他,向他宣傳黨的主張。在黨組織的幫助下,王家安的思想覺悟有了新的提升。1936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經上級黨組織批準,中共云飛出租汽車公司地下支部成立,王家安任黨支部書記。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王家安以救亡協會會員的身份,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并籌措錢款,購買各種救濟物資,支援前線將士。由于他始終和工人們戰斗在一起,還滿腔熱情地為工人排憂解難,被工人們親切地稱為“我們的領導人”。

                                        這期間,他利用出租車司機的身份,多次出色完成運送黨的秘密文件和《勞動》雜志等任務。

                                        一次,他運送黨的刊物,被法租界巡捕房發現、逮捕。在獄中,他機智勇敢,巧妙地與巡捕周旋,幾次審訊,一句口供也沒有,巡捕房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證據,只得把他放了。

                                        新四軍寫的歡迎上海慰問團的標語。

                                         團結工人,成立“四行聯盟”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了解到上海有200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租汽車公司,從業人員有1萬余人。如果將他們組織起來,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于是,中共江蘇省委工委派劉寧一來到出租汽車行業,領導開展地下工作。

                                        劉寧一(1907.12—1994.2),原名史連甲,河北滿城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劉寧一迅速與王家安接上了關系,聽取了王家安等對出租汽車業司職員工思想和生活工作等情況的分析。王家安提出,在抗日救亡運動影響下,廣大司機對建立能真正代表工人說話、辦事的組織的要求非常迫切。如要將全市司職員工團結起來,首先應從影響最大的云飛、樣生、泰來、銀色這四家公司入手,只要這四家公司能夠組織起來,其他小企業的團結工作就容易做了。王家安的建議得到了劉寧一的贊許,他決定先在黨員較多、群眾基礎較好的云飛出租汽車公司開設文化教育夜校,以此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

                                        夜校是流動的,有時設在司機候客室,有時設在職工家里。由于劉寧一、王家安等教員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語言講課,深受大家歡迎,每次開課,教室里都坐滿了人。通過辦夜校,黨組織成功培養了一大批骨干,先后發展了王逸民、袁廷芳、金殿臣、計錦洲、韋夢波等一批司機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四軍教導總隊政治大隊。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成立工人組織的條件逐漸成熟。為此,劉寧一要王家安在云飛出租汽車公司組建一個統一的司機組織,為全市出租汽車行業的團結做出表率。

                                        王家安根據這一指示,召集云飛出租汽車公司的黨員骨干,討論成立組織的問題。他們很快推選出11名代表,于1938年4月成立了“上海云飛汽車公司司機聯誼社”,社址設在麥琪路(今烏魯木齊路)麥琪里76號。聯誼社的宗旨是:聯合職工,增強團結,幫助職工,排憂解難。

                                        云飛司機聯誼社成立后,銀色、泰來、祥生等公司的司機也很希望成立自己的組織,但沒有一個人敢出來領這個頭。

                                        因為這幾家公司的司機,領頭的都是老板的親信。成立組織,想避開他們是不可能的。而且,該不該讓這樣的人加入司機組織?王家安也感到心中沒底,于是,他找到中共地下黨市政交通委員會領導王中一。王中一啟發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就是要團結一切對抗戰有利的人,只要不是漢奸,就要促使他們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

                                        王中一的意見,為王家安指明了方向,經與司機骨干們商議,決定銀色公司由王家安負責聯系,泰來公司由王桂山負責聯系,祥生公司由黃炳芳負責聯系。

                                        銀色出租汽車公司是華商開辦的企業,有汽車80余輛、職工150名。該公司與云飛是近鄰,無論管理制度還是經營方式都借鑒云飛公司模式,再加上銀色的車輛維修也由云飛公司包攬,兩家公司聯系十分緊密。

                                        該公司有位司機叫趙安仁,平時經常同王家安、王桂山等人接觸,思想活躍,深得工友信任,他主動要求王家安出面幫助銀色成立組織。

                                        但該公司司機毛某是老板的親信,在公司內勢力很大,司職員工既恨他又怕他,更不敢得罪他。

                                        王家安找到毛某,希望他多做一些有利于司機團結的事。但毛某很傲慢,對王家安的談話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司機們都很憤怒,他們當面質問他:“有利于司機的事為何不做?”毛某見大家態度都很堅決,怕眾怒難犯,行為上就有了些收斂。

                                        王家安趁熱打鐵,和趙安仁一起廣泛發動司機,推薦趙安仁、姚金發、孫連山、宦鴻昌、朱富榮等11名代表為委員,銀色汽車公司司機聯誼會終于在1938年初冬成立了。

                                        泰來公司司機見云飛和銀色都成立了組織,十分羨慕。王家安、王桂山、黃炳芳等會同趙安仁,一起去找該公司老司機黃震商談。黃震性格豪爽,為人正直,在司機中威望較高,雙方一拍即合。王家安隨即派人在大世界附近的遠東飯店租了一間房,邀請泰來公司代表黃震、王茂堂、謝雪根、王長根、唐永發、陳月亮等10余人,舉行了泰來出租汽車公司互助社的成立大會。

                                        3家公司中,工作最難開展的是祥生出租汽車公司。它是家老牌企業,對司機管控極嚴,在社會上有廣泛影響。

                                        公司有個叫于某的特殊司機,是早年成立的祥生司機同仁勵志社理事長,與老板關系非常接近。

                                        王家安等人一面開導于某,一面派人到祥生公司內部開展秘密宣傳。于某經過權衡,向王家安提出兩點要求,一是由他出面組織司機參加聯誼社,二是祥生公司仍以原先成立的同仁勵志社的名義參加聯誼社。王家安同意了他的要求。

                                        至此,到1938年,上海主要的四家出租汽車公司,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相繼成立了各自的司機組織。

                                        1938年底,王家安以云飛汽車公司聯誼社負責人的名義,召集四大車行,各推出11名代表共44人舉行代表會議,會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上海出租汽車行業聯誼社,簡稱“四行聯盟”,社址就設在麥琪路麥琪里76號。王家安被推選為“四行聯盟”的領導人。

                                        “四行聯盟”成立后,一些中小出租汽車行紛紛前來加入,從而逐漸形成為全市性出租汽車行業組織。

                                        中共江蘇省委工委迅速組織司機,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開展了支援前線、慰勞前方將士、募捐等活動,特別是1939年初,為聲討日本帝國主義殺害出租汽車司機的罪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拒駛虹口和抬棺游行活動。在這場斗爭中,王家安領導上海出租汽車司機做出了重要貢獻,逐漸成長為上海工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新四軍教導總隊舊址。

                                          出殯示威,反抗日寇暴行

                                        1939年3月,在短短的十幾天時間里,上海出租汽車公司有3名司機,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殘酷殺害。

                                        3月5日晚9時30分,南京路新雅菜館打電話給云飛出租汽車公司,說有人用餐后要雇車。云飛公司派司機戎定善駕駛掛“12403”號牌照的汽車前往應差。兩名日本男人、一名日本女人和一名華人男子上車后,要戎定善將汽車駛往虹口。

                                        第二天早晨,云飛公司見戎定善徹夜未歸,便向租界巡捕房報告。當日中午,榆林區巡捕房在虹口地區吉林路(今楊浦區)3號一間空房里,發現了被日本侵略者勒死的戎定善尸體。下午2時,又發現戎定善所駕駛的汽車被丟在天潼路新亞酒樓附近。

                                        戎定善的慘死,引起了王家安的關注,他把這事向劉寧一作了匯報,劉寧一認為這不是件小事,關系到所有出租車司機的生命安全,提出除要求云飛公司資方為戎定善發放撫恤費及出喪外,還應發動全市出租汽車司機拒駛虹口,增加日本人的用車困難,以示對日本人暴行的抗議。

                                        王家安按照劉寧一的指示,以云飛聯誼社名義出面與資方交涉。資方同意發給戎定善家屬撫恤費和出喪費,但不完全同意拒駛虹口,只答應晚上七時后不去虹口。

                                        王家安又與泰來公司互助社聯絡,要求他們也向資方提出拒駛虹口,但同樣遭到泰來公司資方拒絕。泰來公司老板認為,戎定善的悲劇不過是一起偶然事件。

                                        戎定善死后,中共云飛地下支部組織了大規模的出殯活動。劉寧一書寫了“誓為報仇”“壯志未酬”“民族之恨”的橫幅。出殯時,40輛出租汽車緊隨在靈柩之后,緩緩駛過市區。靈車經過云飛公司各分站時,按民間習俗路祭以示哀悼。這次出殯活動,成為一次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示威。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戎定善死后的第七天,3月12日,一名叫秦公成的司機又遭慘殺,尸體被丟棄在虹口定海路(屬楊浦區)的一塊荒地上。

                                        緊接著,3月16日晚8時左右,泰來出租汽車公司接到電話,說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一個工程師需雇車上班,公司派諸林根出車。諸林根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巡捕房在天潼路新亞大酒店找到了諸林根開的車,車內凌亂不堪,像是有過一番劇烈的打斗。路邊發現諸林根的尸體,一把刺刀捅進他的耳朵直穿腦膜,喉管被割斷,現場慘不忍睹。

                                        這是日本人在一個月里對出租汽車司機犯下的三樁罪行。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殘害出租汽車司機,是因為要殺人滅口。當時上海蘇州河以北的虹口區,雖然也屬于公共租界,但向來是日本軍事機關及日本僑民集中的地方,被俗稱為“東洋地界”。自從國民黨軍隊西撤后,日軍在沿蘇州河各橋口設立崗哨,戒備森嚴。日軍占領下的虹口與閘北,隔河與租界相望,一邊冷冷清清,一邊熱熱鬧鬧。

                                        1938年3月,日軍宣布開放閘北、南市,同時準許租界的出租汽車駛往虹口,但過橋時要憑日軍簽發的通行證。為達到強化淪陷區統治和滲入租界的目的,日本人使用各種手段,制造恐怖事件,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黃道會”就是他們組織的專門從事綁架、暗殺、爆破等恐怖活動的特務組織,“黃道會”的上層興亞會,就設在虹口天潼路四川北路口的新亞大酒店里。

                                        這年3月也被稱為上海的“恐怖月”,一個月內,光租界就發生了18起恐怖案,21人被打死。為掩人耳目,日本特務常常利用出租汽車在租界里進行罪惡活動,事后將司機殺掉滅口。

                                        青年王家安。 (王瑞海 供圖)

                                        出租汽車司機接二連三被害,令全市震動。

                                        劉寧一和王家安等商議,決定以“四行聯盟”名義,組織一次更大規模的揭露日本人暴行的示威活動,他們提出3點意見:

                                        一、要求司機堅決拒駛虹口等日本占領區,阻斷租界和虹口的交通,以實際行動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走狗。

                                        二、在報上發表宣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爭取全市各界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三、組織大出殯,向日本帝國主義示威抗議。

                                        王家安和韋夢波回到云飛和泰來公司,迅速將上級黨組織的意見傳達給各個公司司機,并立即以上海市司機全體同仁名義發表《全體出差司機拒駛被占區宣言》。全文如下:

                                        “敵人有計劃的殘害我同胞,已為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所共憤。最近10日以來,汽車司機戎定善、諸林根等3人遭害,慘不忍言。吾全體司機雖以職業為生,但逢此敵人,有計劃的施其毒手,吾人豈能掩沒中華國民應有之義憤,甘受敵人的殘害。除以泰來、云飛全體司機追悼已死之同仁外,同時提出嚴重交涉,一律拒駛敵占區。因此事關系國家民族之人格及全體司機的生命,不容片刻忽視,望各界同胞予以同情援助!上海市司機全體同人啟。”

                                        3月19日,上海多家報紙刊登了以上海市汽車司機同仁的名義發表的《全體出差司機拒駛被占區宣言》。第二天上午,為諸林根舉行的吊唁儀式在昌平路大眾殯儀館隆重舉行,各公司、車行代表1000多人參加,泰來公司老板也參加了,云飛公司老板致悼詞,各公司的資方都同意除應差司機外,車行里的空車都參加下午的大出殯活動。

                                        出殯前,云飛公司員工買來白布,劉寧一親自書寫了“遺恨必雪”等橫幅。

                                        是日下午,天下著蒙蒙細雨,租界的幾條主要馬路哀樂陣陣,一支800余人的出殯隊伍跟在由60多輛出租汽車排成的長龍后面緩緩前行,隊伍最前面,“遺恨必雪”橫幅下是一輛靈車,隊伍中,人們高舉著“諸林根死在誰手里”“民族共憤”“勿忘復仇”“精神不死”等橫幅,浩浩蕩蕩經過膠州路、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靜安路(今南京西路),折到梅格路(今華山路)、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再到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泰來公司所在地,隊伍經過的各出租汽車行、站頭都有花圈、挽聯組成的路祭。市民紛紛停步致哀,有的還加入出殯隊伍。有市民嘆道:“大家都像司機那樣愛國,就不會亡國。”

                                        大出殯活動一掃當時作為“孤島”上海的沉悶氣息,掀起了一場抗日救亡的怒潮,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任人欺侮、殺戮的反抗精神,是一次宣傳抗日救亡的政治示威,是抗戰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上海各報紛紛報道出殯場景。劉寧一還用“一光”的筆名,在1939年3月20日《譯報》上撰文,贊揚司機的這一行動是偉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

                                        上海慰問團向新四軍獻上“變敵人后方為前線”的錦旗。

                                          奔赴皖南,血灑涇縣茂林

                                        隨著抗日游擊戰爭的勝利發展和抗日根據地的日益擴大,新四軍對上海地下黨組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世紀30年代末,中共江蘇省委工委專門成立了動員、護送上海工人支援新四軍的機構,并出版了專門介紹新四軍戰況的油印小報——《江南新聞》。到抗戰勝利前夕,工委通過這個機構,共輸送了1500多人參加新四軍。

                                        1939年,王家安隨江蘇省委工委組織的“上海民眾慰勞團”,沖破國民黨的阻撓,輾轉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慰問。工委以上海工人救亡協會的名義,向新四軍送了一面錦旗,上書“民族解放的先鋒,工農大眾的前衛”14個大字。

                                        對上海工人的支援,新四軍軍長葉挺、政委項英曾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原文如下:

                                        上海工人救亡協會各位同志:

                                        上海民眾慰勞團帶來了你們的錦旗,給我們許多鼓勵,非常感謝,非常慚愧!

                                        上海工友的斗爭精神,向來是有名的。上海失掉以后,做救國工作特別困難,可是你們仍舊努力不怠,實在欽佩極了!

                                        我們愿意在江南敵人的后方,堅持游擊戰爭,和各位同志的工作配合起來,必定要收復南京和上海。

                                        上海全體工友和我們全體弟兄一定有大會師的一天。

                                        現在趁代表團回上海,特地寫信道謝,并致民族解放敬禮。

                                        這年6月,遵照黨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工委決定抽調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骨干參加新四軍,加強抗日武裝建設。

                                        王家安上有年邁多病的母親,下有幼小的兒子,但他不僅自己堅決要求前往,還動員唯一的弟弟王家聲也參加新四軍。

                                        是月,經組織批準,王家安毅然辭別老母,丟下幼兒,和弟弟一起奔赴皖南抗日前線。

                                        新四軍教導總隊舊址。

                                        他被分配到了章家渡月字第八號地區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學習。

                                        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是培養抗日軍政干部的“抗大”式學校,下設3個大隊,共13個中隊。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第十三中隊是軍事隊,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二是政治隊。學員來自全國各地,有新四軍各支隊調來的班、排、連級軍事干部,有抗日根據地、國統區的有志青年和京、滬、杭、溫、甬等地的愛國青年。

                                        這期間,王家安系統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還有《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運工作》等課程。軍事課程主要是學習如何在敵后開展游擊戰,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刺殺、投彈等。

                                        1940年秋季,為應對日軍“掃蕩”,教導總隊干部和學員花兩個多月時間,在中村附近云嶺、雪嶺一線的高山上構筑工事,修筑地堡。

                                        當年10月4日,皖南前線日軍調集第十五師團、第十七師團、第一一六師團各一部共一萬余人,在空軍支援下,向南陵、涇縣進行“掃蕩”,企圖消滅云嶺地區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

                                        新四軍在三里店、汀潭、小嶺戰斗中痛擊日寇,并收復被國民黨軍隊放棄的涇縣縣城。此次反“掃蕩”戰役,共斃傷日軍1000余人。教導總隊有兩個隊在軍長葉挺指揮下,參與收復涇縣的戰斗。其余幾個隊撤往小河口方向,掩護軍部兵站、修械所、印刷所和后方醫院。

                                        在這次戰斗中,王家安身先士卒,光榮負傷。

                                        王家聲在《憶哥哥王家安》一文中寫道:“在部隊生活的兩年中,哥哥苦練殺敵本領,每次戰斗,都英勇頑強,奮勇沖殺。在戰斗中,曾負過兩次傷。”

                                        傷愈后,王家安調軍部教導團政治處工作,任政治指導員。

                                        正當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戰場連戰連捷之時,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新一輪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1941年1月4日這一天,在《別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聲中,王家安隨9000余名新四軍軍部人員,依依不舍地同皖南人民告別,從涇縣云嶺出發,踏上東進北移的征程。

                                        報載上海出差司機拒駛。

                                        部隊分成3個縱隊,分3路前進,王家安所在的教導總隊此時已改稱教導團,隨軍部及直屬隊、戰地服務團,編入第二縱隊行動。

                                        開拔之日,軍部報紙《抗敵報》刊出最后一期“告別號”,登載了《新四軍為離開皖南敵后告皖南同胞書》,稱這是一次“忍讓為國的行動”。

                                        隊伍出發不久,狂風暴雨就歇斯底里地襲來,戰士們衣衫濕透了,冷得直發抖,道路泥濘,十分難走。

                                        到達青弋江邊,大雨導致河水暴漲,僅有一座火油箱浮橋,各路部隊蜂擁上前,好不容易才分清秩序,當部隊過去千余人時,浮橋被大水沖斷,正在過橋的幾名女兵被激流沖走。

                                        次日下午3時,縱隊到達茂林。由于戰士們過于疲勞,軍部命令:原地休息一天。

                                        就在這時,國民黨軍7個師共計8萬余人已在周邊一帶部署完畢。

                                        6日拂曉,縱隊進入雜草叢生的丕嶺、高坦一帶,先頭部隊和國民黨頑軍迎頭撞上,茂林各個山頭頓時槍聲大作。

                                        敵人的援兵源源不斷,激烈的血戰持續到次日凌晨,很多戰士倒下了。戰斗中,王家安打完了子彈,就與敵人展開肉搏,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

                                        報載《全市出差司機人拒駛被占區宣言》。(出差司機就是出租車司機)

                                        犧牲時,王家安年僅32歲。

                                        與王家安同時犧牲的,還有一位叫朱鏡我的鄞籍文化戰士。朱鏡我,1901年出生,1918年7月去日本學習,1927年10月回上海后,主編《文化批判》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7年9月起在寧波和杭州建立中共寧波臨時特委、中共浙東臨時特委及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1938年秋赴皖南新四軍軍部,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教育部第一任部長,兼軍部刊物《抗敵》雜志主編,其間創作了在新四軍中廣為流傳的《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一歌歌詞。犧牲時,朱鏡我年僅40歲。

                                        王家安為國殉難的噩耗傳到上海,出租汽車業的工友都十分悲痛。地下黨工委所屬交通工委書記王中一專門看望慰問了王家安的母親,并送上撫恤金。黨組織號召全體黨員和工友們繼承烈士遺志,團結一致,為實現抗戰最后勝利不懈努力。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王家安為革命烈士。

                                        據童一村王瑞海老人回憶,1952年的一天,有輛吉普車停在天童街王春寶家的門口,當時天童還沒有通公路,這輛汽車不知是怎么從小路開進來的。來的是王家安的母親和他的弟弟王家聲等,王家聲當年和哥哥一起參加新四軍,新中國成立后在省政府某部門任職,因與天童人失去聯系,他后來的情況大家也就不太清楚了。那天,王家聲和母親一起,在小白嶺下,為王家安立了一個衣冠冢,并書墓志銘,勒刻烈士生平事跡。王家安離家還是少年,歸來已化作一縷忠魂,融入了他鄉和故鄉的青山綠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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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王世杰
                                      來源: 21-01-03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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